“中国丝”之父郁铭芳院士逝世 科学报国精神永存

  2020年4月12日12时30分，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华大学教授郁铭芳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上海逝世，享年93岁。

  郁铭芳，浙江省鄞县人，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参与研制并纺出我国第一根合成纤维锦纶6丝，到第一根国产军用降落伞用锦纶长丝，从组织领导聚酰亚胺纤维、碳纤维、芳纶等高性能纤维研制，到主持“丙纶喷丝直接成布”项目等，60多年来，郁铭芳用一个个的研究成果为解决国人穿衣问题和国防战略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他坚持立德树人，年过古稀仍为本科生授课，并捐资钱宝钧教育基金，勉励同学们为将中国建设变成全球化纤强国而读书，为我国化学纤维事业输送了大量人才。他先后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国工程院“光华工程科技奖”、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纺粘法非织造布“终身成就奖”、改革开放40年纺织行业突出贡献人物等20余个奖项，纺织工业部“先进工作者”、上海纺织工业局优秀党员、上海市教育系统优秀员等多项荣誉。

  郁铭芳院士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辉煌的一生。而他却如此评价自己：“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人员，在过去的50多年里，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郁铭芳院士走了，但他科学报国、严谨治学、诲人不倦的精神将一直激励着我们。

  1927年10月生，祖籍浙江鄞县，194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化工系。1948年至1957年先后在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纺织部纺织科学研究院上海分院等单位工作；1958年至1964年，在上海合成纤维实验工厂工作，历任生产技术科科长、副总工程师。1964年上海合成纤维实验工厂改组为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历任副所长兼副总工程师、所长兼总工程师、总工程师。2001年至今任东华大学材料学院教授、博导。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2年获光华工程科技奖。

  1927年10月3日，郁铭芳出生在上海。重视教育的家庭环境对他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小学时，他曾很长时间都喜欢天文，神秘浩瀚的星空让他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一位天文学家去探索宇宙。但中学时的一次实验课，彻底改变了郁铭芳的想法。当他看到两种无色的液体混在一起变成了红色，再加进第三种液体又很快变成了无色时，他立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灿烂多彩的色彩与不可思议的变化在郁铭芳的心里种下了无边的向往，并最终指引他选择了化学作为他奋斗的目标。

  1944年，郁铭芳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东吴大学化学专业学习。因为处于战争年代，郁铭芳的大学生活可以用颠沛流离来形容。但频繁的校舍更替并没有打击郁铭芳的学习热情，他在艰苦的条件下从始至终坚持学习。他深刻认识到惟有发愤学习，将来才能使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大学毕业后，郁铭芳谢绝了老师介绍其去台湾石油化工厂工作的机会，投考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并被录用为总化验室的练习助理技术员。时隔不久调至上海第十七棉纺厂化验室，负责纺织浆料的原料分析工作。

  平心而论，实验室的常规分析工作，对于热衷于探索化学变化奥秘的东吴大学高材生来说，的确缺乏挑战。1956年，始终魂牵梦萦着从事化学研究工作的郁铭芳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那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随后，上海各系统都发出了动员用非所学技术人员归队的号召。

  当时我国正面临穿衣难的困境，国家准备全力发展化学纤维，郁铭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考虑到自己拥有纺织系统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化学的专业相关知识，应该更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是年4月他毅然向组织递交了一份“技术归队”的申请报告，表达了想要从事化学纤维研究工作的愿望。

  1957年11月，上海纺织工业局顺应国家全力发展化纤工业的战略决策，从企业抽调11名技术人才组建化纤筹建处，郁铭芳位列其中。这样，他如愿以偿地步入了化纤研究领域。

  1958年3月，上海纺织工业局成立上海合成纤维实验工厂，以研究衣用纤维为主要任务，下设卡普隆（后称锦纶）、尼龙66、涤纶、腈纶、醋酯纤维五个研究组。郁铭芳进入卡普隆小组，与小组其他成员共同努力探索国产锦纶纤维研制。

  起初，郁铭芳等人对锦纶知之甚少，他们边干边学，不舍昼夜查阅国外有关的资料。郁铭芳还在援建北京合成纤维厂期间赴有关部门查寻搜集国外研究设备的图纸。卡普隆小组依靠土法上马，因陋就简。原料聚合缺少耐高温耐腐蚀的不锈钢制成的高压釜，就请老凤祥银楼用白银打成薄片，做成内胆；纤维后加工需要拉伸加捻机，就用纺织厂淘汰下来的细纱机加装拉伸制成；研制过程中需要用零件，厂内没有机床就把图纸带回老厂，“回娘家”加工。

  经过不懈探索，1958年6月，卡普隆小组利用土设备终于纺出中国第一根合成纤维——锦纶。1959年，利用锦纶丝制作的渔网参展国庆十周年成就展。

  合成纤维不仅民用广泛，军用价值也十分巨大。在没有研制出国产锦纶丝之前，我国军用降落伞的材料完全靠苏联供应。然而到了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威胁停止供应军用降落伞原料。负责制造军用降落伞的南京513厂党委书记，听闻上海合成纤维实验工厂成功研制出第一根锦纶后兴奋不已，亲自赶到上海请求尽快生产出适用于军用降落伞的锦纶丝。

  军用降落伞丝要求很高，而郁铭芳所在团队初期研制出的锦纶丝粗细不均、强度不够，但为使国防军需不受“断料”威胁，他们不避艰难，一口应允。郁铭芳回忆说，“这个的确有难度，但我们当时有信心，相信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一定能做到！”凭着这股不屈精神，他们于1960年11月攻克技术难关，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根军用降落伞用锦纶长丝，并在此之后屡屡突破技术难关，研制出一系列应国防军工之需的锦纶特品丝，国防装备从此用上“中国丝”。

  20世纪60年代，排队抢购“的确良”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原因是主要的组成原材料——涤纶短纤维依赖进口。为破解这一难题，1964年国家科委向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下达“年产300吨涤纶短纤维中试”项目，在全国率先开展涤纶生产的基本工艺研究。在当时研究所并无总工程师的情况下，作为肩负技术总责的副厂长兼副总工程师，郁铭芳责无旁贷地承担了该项目的组织领导工作。

  当时，国内化纤厂普遍采用炉栅纺丝技术。这种技术存在质量不匀、进料堵塞等问题，而且设备需定期停产清洁，操作十分不便。一贯重视科技情报工作的郁铭芳将目光瞄向国外最新技术动态，他发现国际上已出现的一种螺杆挤压纺丝技术，该技术实现了连续运转，可以克服炉栅纺丝技术的缺点。为缩短研究周期，郁铭芳决定从西德引进一套实验设备。设备到厂安装后，在投料试车过程中出现了堵料、漏油等诸多问题，郁铭芳大胆决定对洋设备动刀。“引进设备花费不菲，一旦失败后果很难来想象。”迎着压力，他组织技术人员对设备前后动了二十几刀，进行设备改装。后又通过持续实验探索，成功解决了不能连续生产的症结。后来，这套“中国版”螺杆挤压装备技术和工艺问世后，成为国内熔融法纺丝的主流技术，大大加速了我国涤纶的工业化生产，为解决国人的穿衣问题立下大功。

  碳纤维是一种强度比钢高、密度比铝小的高性能纤维材料，大多数都用在国防军工、航空航天领域，发达国家对此实行技术封锁。为加强国防力量，1969年国家科委、国防科委等部委联合给上海合纤所下达碳纤维研究任务。正在“牛棚”接受“思想改造”的郁铭芳得以解放出来参与领导碳纤维研究工作。

  为使研究紧跟国际前沿，郁铭芳通过进一步探索分析国内外碳纤维研究情况，决定从研制聚丙烯腈长丝突破。他在国内首次采用了二甲基亚砜法制取原丝，攻克了碳纤维预氧化关键技术，为我国碳纤维复合材料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合纤所是我国高性能纤维研究的主力军。除碳纤维之外，郁铭芳还组织技术人员在芳纶1414、聚酰亚胺纤维研究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间克服了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比如在芳纶研制过程中，有一种实验原料毒性较大，对人体危害严重。为最好能够降低伤害，后来课题组在实验室里养有两只小鸟，一经发现小鸟耷拉着头，表明空气中毒气浓度很高，就给实验室排气通风。就这样研究人员不顾有毒气体的侵蚀，坚持实验，成功研制出芳纶1414。

  郁铭芳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高性能纤维研究领域孜孜探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等部门为表彰他在国防建设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先后授予他“国防军工协作配套管理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献身国防科学技术事业”荣誉证章。

  郁铭芳曾在国棉十七厂工作长达7年，对纺织业工艺流程长、生产效率低、工作环境差有切身感受。随着我们国家纺织业的持续不断的发展，他内心突破制约纺织工业化发展瓶颈的愿望日益强烈。20世纪80年代初，郁铭芳通过国外科技期刊了解到非织造布技术，他认定这是纺织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决定设法加快引进并研究创新该技术。

  要引进须费巨资，由此他数次前往上海纺织局、两次专赴纺织部，力陈非织造布技术的先进性，希望立项支持。鉴于当时国际上该项技术尚未成熟，纺织部和上海纺织局都心存顾虑。“我们完全有能力引进并消化这个技术。哪怕这个技术不成熟，我们也能想办法解决。”郁铭芳的笃信消除了时任纺织部科技司司长华用士等人的担忧。不久郁铭芳申请的“丙纶喷丝直接成布”被确立为国家“六五”重大科学技术攻关项目，1984年被上海市确定为第四批技改项目，获得纺织部拨付220万元、上海市贷款900余万元。

  在引进设备的安装调试阶段，为确保每个环节不出纰漏，年届花甲的郁铭芳坚守现场，亲力亲为，一段时间他与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三班倒”，与他们同吃同住。有一次，为查看机器连续运转情况，郁铭芳楼上楼下来回巡查，一夜没有合眼，匆匆吃过早餐又马不停蹄赶赴与外商谈判，整整36小时没有休息。

  项目于1989年顺利投产，不到三年还清全部贷款。郁铭芳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创新”最终成功研发了纺粘法非织造布技术，为日后我国较深入了解各种纺粘设备机型的内部结构、生产的基本工艺和技术管理，起到一个典范作用。之后，我国研制的国产设备逐步占领了市场，有力助推了纺粘非织造布工业的快速发展。早在2006年，我国纺粘布产量领跑全球，这与郁铭芳开拓性的贡献密不可分，2011年因此获得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非织造布分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荣誉。

  1990年，上海纺织局筹建年产7万吨的“聚酯切片工程”，延请郁铭芳担纲总工程师。本可退休颐养天年的他，欣然接受了组织上交给的重任。

  为深入了解聚酯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的新趋势，郁铭芳先后赴美、德、西、奥等国考察。由于该项目是上海纺织史上的最大投资项目，投资庞大，上海纺织局初步确定分两期实施。但通过考察，郁铭芳认为应一次性建设，这样不仅可缩短建设周期，还可节省引进设备费用1000万美元。上海纺织局采纳了郁铭芳的建议。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郁铭芳经常与外方进行技术谈判，他利用熟悉技术和英语良好的优势，据理直争，提出了一系列修改完善意见，最终签订了符合中方利益的引进设备技术合同。“老郁每次谈判都能击中要害，连老外都说他是一位忽悠不得的中国专家。”郁铭芳的助手谢宇江说。

  1994年6月，年产7万吨聚酯工程在沪投产成功，实现了当年投产、当年赢利、当年还贷、当年创汇，从根本上改变了上海纺织化纤原料依靠外来供应的局面。

  1995年，郁铭芳当选院士，但他并没有沾沾自喜，反而在多个场合表达自己的遗憾：搞了30多年的化纤工作，参与的最后一个大项目还是要靠引进技术和设备，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经过化纤人的努力，我国实现了化纤工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大的发展，但难掩其中的尴尬，就是我国仅是化纤大国，远非化纤强国。”

  推动中国从“化纤大国”到“化纤强国”的跨越，一直是郁铭芳孜孜以求的梦想。怀着培养化纤人才的愿望，2001年他应邀加盟东华大学，担任材料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郁铭芳给大一新生和大四毕业生开设了“材料导论”“材料方法学”等课程。

  郁铭芳经常教育学生要树立良好学风。他的开门弟子钟继鸣毕业论文共列了参考文献200多篇，其中引用了60篇。郁铭芳竟然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把参考文献全部校阅一遍。“当时我很吃惊，以为他仅抽查看看，没想到一篇不落！”钟继鸣坦白说自己当时非常惊诧。

  为激励学生崇德向善，郁铭芳为钱宝钧教育基金增资24万元，奖励品德优良的学生。他认为，现在奖学金主要奖励成绩突出的学生，而成绩一般但道德高尚的没有机会得到褒奖，这对学生的成长不利。学院多次建议他将捐资的24万元设置为“院士奖学金”或“郁铭芳奖学金”，但均遭婉拒。他说：“钱宝钧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化纤专家，为表达我对钱先生的敬重，也为了传承钱先生对化纤科技的追求，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青年学子的关心，我非常乐意将24万元注入到钱宝钧教育基金里。”

  郁铭芳除了尽心尽力培育学生外，还经常主持论坛、参加学术会议，为中国化纤发展贡献智慧。

  “中国制造”是我国化纤行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无法绕开的话题，现在已经成为专家们讨论的热点。早在2004年“中国制造与自主品牌”研讨会上，郁铭芳等院士指出“中国制造”仅是权宜之计，疾呼加强自主创新，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专家们的观点给许多沾沾自喜于“中国制造”的国人敲响了一次警钟。

  郁铭芳谦逊淡定，在其候选院士推荐表上，有这样一段评语：“为人谦虚，待人诚恳。对科学，保持高度。为人处世，保持低调。”2002年，郁铭芳获“光华工程科技奖”，他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人员，在过去的50多年里，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链接文章作者何雅系上海海洋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教授，彭这华系东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研究员，张燕系东华大学档案馆副研究馆员，戴叶萍系东华大学统战部副部长、副研究员）